2018年11月14日 , 星期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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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小刚凉了,张艺谋火了:光做自己死得很惨,不做自己死得更惨

本文转自公众号:国馆(ID:guoguan5000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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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要总是做一个影子,要试着光明正大成为自己。

冯小刚和张艺谋几乎是中国被讨论最多的导演。冯小刚经过崔永元事件以后,估计是凉了,音讯全无;而张艺谋,却凭借一部《影》,重回中国观众的视野。今年最值得讨论的电影,当然是张艺谋的《影》。

有人说,随着《影》的回归,张艺谋的艺术水准也回归了。整部电影,水墨肆意、情节紧凑,境州和子虞两个人,互为表里生死与共,引发的哲思让人动容。豆瓣评分7.4,在国师近几年的电影中,稳居中上。

在接受采访时,张艺谋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:“这次状态回勇,你觉得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?”张艺谋回答:“还是做回自己最好。”张艺谋什么时候没做过自己?大家都知道,就是在上一部电影——《长城》的时候。

《长城》这部电影,是张艺谋和好莱坞的合作,但剧本他没办法改、选角他无权过问,整个过程中他只有导演的职权,按他自己的说法:“就像一个工具一样,被人操控在手里。”纵观国师的整个电影生涯,你会发现,当他被别人操纵的时候,他的电影往往喜忧参半;而当他肆意做自己的时候,他的电影都能绽放光芒。

第一重境界:打死都要做自己

很多人觉得张艺谋是农民出身,这真是很大的误解。张艺谋的祖父毕业于燕京大学。燕京大学,在民国可是比清华和北大还要好的大学。他的父亲张秉钧,是黄埔军官的教官,离开黄埔军校以后当了柞水县县长。而他的母亲,是一名皮肤科医生。张艺谋的家庭,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书香门第。

(张艺谋家族,左起:叔叔、奶奶、姑姑、爷爷、父亲)

但是,在张艺谋的童年时代,越是书香门第,越要被冲击。有一次,张艺谋从床底下找到了一枚扣子,扣子上画的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。他兴奋地问奶奶这枚扣子的来历。奶奶看见这枚扣子,仿佛见了鬼一样,一把夺过来,指着孙子一顿痛骂,叫他以后别再提这桩事儿。

上小学的时候,老师曾经给学生们一张表,填自己的家庭成分。其他孩子填的是“贫农”、“中农”,一脸自豪。唯独张艺谋藏着掖着,他不知道该填啥。回到家请教父母,父母犹豫了半天,给他写上:“城市职工”。在那个年代,做知识分子是要被看不起的。从此,张艺谋养成了自卑内敛的个性。

(张艺谋唯一一张在农村插队的照片。)

初中毕业以后,文革开始了。张艺谋到农村插队,真正做了三年农民。之后,他进入了陕西第八棉纺织厂,做了七年工人。张艺谋从小就喜欢摄影,但凭他当工人和农民的收入,根本买不起照相机。于是,他下班以后,跑到街头去到处给人画肖像,拿画肖像的钱买相机。

买到相机以后,他下班干的唯一一件事情,就是一个人跑到郊外,对着风景拍。他的相片晒出来以后,全厂工人都争着看,虽然是非科班出身,但是他的相片构图新颖、光线丰富,让人越看越有意思。从家庭出身那儿丢失的自信,没想到在摄影这里一点一滴找回来了。

1978年,高考恢复。张艺谋当时已经28岁了,过了规定报考的年龄,但高考是他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,他决定去试一试。在陕西是没可能报名了的,他把心一横,直接去了北京,找到北京电影学院,把自己的作品集递了上去。

负责招生的老师看了他的作品,惊为天人,认为所有报摄影系的人里面,还没有技术如此专业、基础如此好的学生。但得知他超龄,招生学生委婉地跟他说:“你先回西安,我们会向学院反映你的情况。”

结果可想而知,张艺谋在西安左等右等,硬是等不到录取通知书。张艺谋的倔劲儿犯了:我就不信我读不上书!于是再次进京,不仅找了电影学院摄影系教授,还转报北京广播学院,都因为年龄问题铩羽而归。

他不服气,第三次进京,找到著名画家黄永玉,辗转把自己的作品和《求学信》带给了文化部秘书长华君武、文化部部长黄镇。在两位领导的干涉下,北京电影学院终于破格录取了张艺谋。但是,到底把他录为正式生、旁听生还是进修生,他都没敢问,“怕把事儿给搅黄了。”

学习机会得来不易,张艺谋非常认真对待京电影学院的图书馆显示,他是当年借书最多的学生之一,二年级学期结束的时候,他已经完成了22门课程,是全系最优秀的学生之一。

(北京电影学院时期的张艺谋,右)

毕业以后,张艺谋作为摄影师,和陈凯歌合作拍了一部电影——《黄土地》。张艺谋的摄影功力充分展现出来,他也凭借这部电影,拿下了金鸡奖最佳摄影奖,正式成为了中国最优秀的摄影师。陈凯歌看到了张艺谋的野心。在黄土高原上,陈凯歌对张艺谋说:“艺谋,在咱们82届153个同学中,有一点数你最强烈——心比天高。”

(拍《黄土地》时候的陈凯歌(左)和张艺谋(右))

心比天高的张艺谋,当时就在寻找完全由自己主导的电影。而他看上的第一部作品,是莫言的《红高粱》。张艺谋一个人从黄土高原哼哧哼哧跑回北京,找到莫言的所在地。那天他一身农民的样子,坐电车还把脚给夹破了,拎着一只鞋。

他听人教导,进门喊了三声“莫言!”,对方真的从厕所旁边一个房间里出来了。莫言形容第一次见到张艺谋的样子:“活像一个农村生产队队长。”而张艺谋形容第一次见莫言:“像个生产队会计。”

莫言问:“你找我什么事儿?”张艺谋说:“我想拍你的小说——《红高粱》。”“行啊,拍呗。”“你有什么要求么?”“没什么要求,随便拍!”就这样,张艺谋用800块钱就把《红高粱》的版权买下来,开始拍摄。

(拍《红高粱》时期的张艺谋、巩俐和摄影师顾长卫)

作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,张艺谋拍得很辛苦——在大漠黄沙中穿梭拍摄,亲自种下百亩高粱,都很有挑战性。最后一个镜头拍完,张艺谋把自己穿着的一双鞋子埋在黄土里,当众发誓:“这部电影要是打不出名堂,我永远不走电影这条路!”

结果,1988年,《红高粱》拿下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,是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作品,当时的国内票房,有400多万,大赚了一笔。《红高粱》讲的是一个乡村女孩九儿,被父亲卖给得麻风病的酒庄大户人家。

出嫁当天,九儿为送亲的壮男余占鳌吸引,两人情不自禁地在高粱地里野合。后来九儿的丈夫病死,九儿和余占鳌合力,把她丈夫的高粱酒庄搞得风生水起。

不久以后,日本侵略者到来,在山庄里烧杀抢掠,九儿和余占鳌拼死抵抗,九儿甚至壮烈牺牲了。整部电影讲的是女性自由追求、挥洒情欲,拍得热血沸腾,极具生命野性,基本上是张艺谋心境的外化。

但是,由于电影里面有农民被日军胁迫剥人皮的镜头,被国内的保守派抨击为“诋毁祖国、诋毁社会主义的‘大毒草’”、“丑化、糟蹋、侮辱中国人的影片”,甚至有些老头子去信中央要求禁播此片。张艺谋就纳闷了:“我拍的都是中国人真实的生存状态,怎么就成了侮辱中国人了呢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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